米乐水如何塑造伊朗社会——书籍推荐《伊朗文明中水的文化动态

　　米乐马吉德·拉巴弗·哈内吉(Majid Labbaf Khaneiki)是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主要研究伊朗当地水资源、水系统的历史沿革以及水产生的社会影响。哈内吉本科就读于农业工程专业，随后在德黑兰大学人文地理系继续深造，他的博士论文围绕“传统农业社区中的的水资源合作”展开。

　　在过去的几年里，伊朗“人-水关系（human-water relationship）”产生的变化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发现在诸多伊朗社区内，水常常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哈内吉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坎儿井与古代水利工程国际中心（UNESCO-ICQHS）的高级研究员，并在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塞拜疆主持了20余个关于水问题的研究项目，聚焦于社会水循环、坎儿井系统、人水关系的深入研究。

　　10000年前，从中东地区的第一粒小麦被种下起，人类渐渐步入农业文明的殿堂。然而，随着农业浪潮的席卷，人们却发现，并非是他们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他们。小麦没有给智人个体带来什么好处，只带来了私有制、暴力和一身的疾病。在狩猎时代，一个部落中的人需要协作狩猎，并可以随时搬迁。而到了农业时代，人们却被束缚在土地边上，被小麦牢牢困住，无时无刻不需要伺候这个决定自己来年生死的存在。并且，一旦土地遭到他人的掠夺，或爆发旱灾虫灾，农民便会受到饥饿带来的死亡威胁，没有其他的生存道路。原本脱离狩猎生活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农业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灾难。渐渐的，人们组成了村落、国家等一系列权力机关，用以限制人们对暴力的使用权。在这之前的数千年，成年个体的25%死于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

　　不同于其他的野生动植物，小麦是一种十分依靠人照顾的作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需要按时得到充足的灌溉。为此，早期的人们将田地建立在河流湖泊旁，以获得足够的水资源。然而，农业革命带来的一大结果便是人口暴增。就在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多的同时，水资源却也在由于灌溉面积的增大而不断减少，人们对荒地的开垦也导致许多新开垦的土地无法直接接触到水源。人们也在尝试采取新的灌溉技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然而节省下来的水资源数量仍然不够新增的人口所用。如何分配水资源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人们需要一个组织来合理、公平地分配并提供水资源。

　　早在乌鲁克四期（约公元前3500年）时期，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以首领的权威为名掌管水资源分配的机构，它的出现伴随着权力进一步中央化的趋势。而在加喜特人建立的巴比伦第三王朝（公元前16世纪）时期，国家内部已经出现了大规模供水系统。

　　伊朗90%以上的领土位于伊朗高原之上，海拔偏高。超过50%的土地为山地或高原，有14%为沙漠。旱地（年降水量小于400mm）占比约为89%，全国只有不到14%的土地适合农耕。伊朗全年气候干旱，降水偏少。有统计称，伊朗的年均降水量为240mm，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但蒸发量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降水分布不平均，大体而言西多东少，北多南少，且75%的降水均发生在非灌溉季节，水耕不同期，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伊朗正在用0.36%的淡水，养活世界上1%的人口。

　　伊朗自千年前就一直面临着干旱的威胁，因此“运河”对波斯人来说至关重要。比如，流经伊斯法罕的扎延德河（Zayande Rud）并非一条水源充足的生命之河。但为了伊斯法罕居民的生存，人们必须将西边的河水通过运河运输过来。这个过程开销与精力消耗极大，需要一个统一的、强力的组织来进行。随着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个组织的力量也越来越强，最终形成一个强力的集权政府，对地区进行管理米乐。

　　本书阐述伊朗当地社区的文化结构如何受到水的影响，并进行系统的分析来寻找“水”、“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试图在历史的流动框架下强调一系列决定因素，而非仅仅探讨水与社会，或自然环境和文化的关系。

　　文化提升了原始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人类的适应能力不仅来源于自然进化，也来源于代际传播的文化，出生时所学的文化知识塑造着人类的文化环境。由于文化，人类掌握许多不具备时空属性的概念，甚至能创造新的空间和时间，如天堂和创世纪（genesis）无法在任何实体的地图或日历上找到，但仍旧在人类的历史和地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人类走出时空的自然限制，他们就进入了文化的动态范畴，并在社区和自然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而水资源，就成了继承分享、跨文化经验的一部分，并且是人类文化中唯一足迹可寻的化学物质。几乎所有文明都有自己崇拜的水神，在波斯文化中是水神阿纳希塔（Anahita）。萨珊时期的帝王倾向于只依赖阿纳希塔来授予自己合法的权力。

　　水最早由苏菲僧侣雕刻在波斯文化记忆中。例如伊本·阿拉比（Ibn Arabi）用水隐喻他的宇宙哲学（cosmology），对伊朗苏菲主义产生了数世纪的影响。琐罗亚斯德教试图用水来解释宇宙存在，水被认为是创造的四个基本元素，阿胡拉马兹达以水的形式将全知传授给琐罗亚斯德，水被认为蕴含秘密的知识，只有虔诚的人才能揭晓，水还被用来在审讯中检验被告者。从伊朗历史起源以来，水就是伊朗人关注的焦点，驱动着无数科技哲学和艺术的诞生。在伊朗，水在人类和环境之间建立了以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为基础的特殊关系。井渠等水道不是脱离城乡生活的技术工具，而是像血管网络一样蔓延，为各处带来生机。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挖掘伊朗文化中无形的那部分水的存在印记。

　　水文化还延伸到诸如宗教和神话等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例如在加瑟姆阿巴德（Qasem-Abad）村，大部分居民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水的踪迹见诸于他们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村民们厌恶任何污染水的行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日历，在一个月中规定的六天人们被禁止使用井渠的水流进行任何洗涤工作。这六天根据神的名字命名，而这些神也都和水有着密切联系。一些信仰被认为是为了给水资源获取的社会不平等作辩护。在琐罗亚斯德教理论中，阿沙瓦南（Ashavanan）拥有与生俱来的掌管水资源的权力。而在很多地区也显示米乐，社会阶级的形成和享有水资源的程度关系密切。

　　本书运用了社科的定性分析方法（qualitative method）来处理传统语境中的各种社会文化要素。历史研究部分的数据和信息来源于上千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经典历史记录、最近的编史、不同语言（主要是英语）的书籍和无数民族志（ethnography）报告。地理研究部分来源于许多当地社区的实地考察。书内的信息主要可以归为三类：行动对象（actors）、事件(events）和背景条件(conditions），从记载的文献、采访和观察中获得。

　　本章调查了伊朗当地社区水资源分配系统的文化价值。水资源分配系统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以便更好地适应严苛的自然环境。本章展示了社会动态和文化潜在因素是怎样在水分配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保证高效的农业灌溉。以伊朗西部的一个村庄作案例研究，以此阐明尽管过去几十年管理要素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井渠的水分配系统几乎保持一成不变。传统的封建体系中，井渠的水被分成11天的灌溉循环，分给11个农业生产单位，尽管封建制度早已消亡，现在这套制度仍在使用。伊朗各个村庄的封建制度不是一模一样的，根据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地区之间有所差异。这种关系是整个农业系统的基础，根据劳动力、耕种、种子、土地和水这五个生产要素随情况变化。本章还展示了灌溉技术（如井渠）怎样充当文化传播的工具，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

　　加瑟姆阿巴德（Qasem-Abad）村位于伊朗西部的哈马丹省，井渠系统是这个村庄最重要的水资源来源，这个村庄没有任何地表水流（如永久河道）的资源。像哈马丹市一样，这个村庄位于札格罗斯山的一个冲积扇上，而札格罗斯山脉的山峰拥有可观的年降水量。距离村庄仅6千米的气象站记录的平均年降雨量显示是206.3毫米。实际上，村庄的农业生产要素分配不均，海拔高的地方由于山川融水水资源较为丰富，而土地贫瘠、海拔低的地方水资源缺乏，想拥有较肥沃的土壤，井渠是重要的解决方案，将高海拔的水输送到较低海拔，维持水土资源的平衡。这个村庄拥有两条井渠，分别是伊玛目扎德（Emamzadeh）和伯佐尔格（Bozorg），2017年时前者已经干枯。村庄的井渠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突厥人到达这个地区之前，如今所有的村民都说突厥语，但是许多描述井渠的术语用的仍旧是波斯语，或与波斯语有着很深的渊源。例如人们用Vargan描述一种计量单位，意思是60升水每秒。

　　水资源一直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之一，因此井渠的所有权和农业生产状况紧密相关。直到1960年早期，封建制度一直主导着加瑟姆阿巴德村庄的生产系统。但是这里的封建制度和西方意义上所谓的封建制是不同的，是一种地主和享有占有权（tenure）的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地主赋予农民耕种土地权利的制度是压迫性的，但事实上这种压迫程度基于农民和地主各自占有的农业生产要素数量的不同呈现出一种流动性，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基于井渠的农业生产体系倾向于是“温和极端”（soft extreme）而非“残酷极端”（hard extreme）的，许多井渠地主不是一直待在村庄内部，而是更多的参与到其他诸如城市贸易等的经济活动中去，农业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副业（offset economy）。因此，地主和他们农民的关系更多地具有一种资本主义属性而非封建性质。

　　在加瑟姆阿巴德村庄，地主只能拥有农业收成的五分之一，因为他只占有一个生产要素，即土地。但是我们无法确切说明地主是否真正完全控制这个生产要素，或确定其占有生产要素的哪一个。似乎加瑟姆阿巴德村庄比别的村庄情况都更为复杂，地主对每一个生产要素都无法拥有绝对控制权，对水和土地也只是部分控制。而且，占有系统（tenure system）导致了所有权的分层，地主和他的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分享对土地的控制权，农民被规定可以永久拥有土地的耕种权，这种耕种权可以独立出售、继承或购买，而不需要经过地主的允许。对于水的占有和管理情况也是如此。井渠由地主和农民共同维护，清理井渠在每年的十月到三月份进行，此时水位最低，便于工人除去污泥，而且此时庄稼一般已经收割完毕，农民也有更多空余时间。地主只派遣一个工人担任井渠管理员（qanat master）的角色，其他的工人由占有者（tenure-holder）提供。一个生产单位每次提供三个工人，并进行轮换。占有者的任务不局限于清理井渠，还要负责修缮和清理排水沟以及灌溉运河，这些贡献都可以提升他们的地位，也就能获得对水资源这一生产要素更大的控制权。但是，紧随1962年土地改革，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被极大地破坏了，占有者之间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农业封建体系也完全崩溃，这些被认为是伊朗井渠式微背后的重要原因。地主的缺失破坏了生产关系，导致井渠的清理工作被搁置了长达十五年之久，井渠工人也失去了他们的工作。1976年井渠的管理体系被进行了重组，但是长年的疏于管理和缺少维修导致井渠流量急剧下降，占有者们开始分摊和筹集维修费用，但是却发现维修井渠的工人极度缺乏：之前的许多工人都搬迁到了别处谋求工作。他们的搬迁导致了代际传授的井渠知识链条的中断。之前的占有者们成了小型地主（petty landlords），试图接替之前的地主开始井渠重建项目，但是1997年，政府项目开始从中介入，设立了乡村委员会（village council）管理井渠，再次让井渠管理体系失去了平衡。乡村委员会并不太了解井渠的技术和社会背景，他们投入了政府从石油经济中获得的资金，导致了现存的井渠和受益人之间关系的混乱。加瑟姆阿巴德村庄的例子证实了：政府的介入没有改善井渠的现有状况，反而造成了这个系统在传统语境下长期拥有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停滞。最终，井渠在2002年彻底干涸。井渠拥有者们决定向政府申请资金支持，但是他们的贷款申请遭到了拒绝，最后内政部在2014年组建了一个乡村办公处（rual bureau）资助井渠的重建，使得井渠在多年的干涸之后重新涌流。

　　在传统封建框架下，井渠的水被分给11给农业生产单位，11天一循环。24小时的灌溉周期被称为一个Juq（day），每一个Juq都有一个负责人负责在股东之间平均分配灌溉用水，在一个灌溉周期内每一个股东的顺序是严格规定好的，当他得到自己的一份水后，需要等待十一天在下一轮灌溉自己的土地。图2.1显示了股东的灌溉顺序是如何轮换来确保公平。

　　至于分配水的具体方法，村民们选择根据按照时间分割，而不是根据流量。根据流量来分割水资源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假如这样，当干旱的时候，每个股东还会要求自己分到和原来数量相等的水资源，关于水的冲突就会不可避免。根据时间分配，如果总量大，每个股东都能幸运地分到更多，而如果总量小的时候，每个股东也都平等地得到更少米乐。为此，人们发明了各种计时工具，例如水时计（clepsydra）和水钟（water clock）。水时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摩尼教传统。人们还会利用手指做日晷仪，来计算灌溉时间。农民对着太阳伸出自己的手掌，稍稍抬起自己的中指到一个固定的角度来观看手掌上的影子，在早晨，影子会位于他自己大拇指的根部，而到了正午，影子则会到达中指的根部。纳赛尔·霍斯鲁（Nasir Khusraw，1004-1088AD）是一位波斯诗人、哲学家和旅行家，他曾经在自己的一首诗里用pengan这个词来表现人类智慧：“过去，谁会知道一个人竟然可以用pengan来测量时间？”在他看来，人类用一个小小的有洞的杯子让计算永恒的时间成为可能，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作者认为，水资源分配是伊朗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理解时间的概念，很可能是灌溉第一次在农民的思想中植入了时间的概念。水和时间的概念在伊朗的历史中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

　　由于自然气候原因，伊朗自古便时刻面临着旱灾来袭的风险，水之于伊朗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政体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农业税收是农业时代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只有当广大农民丰收，政府才能征得更多税款；而对于农民而言，他们需要一个强力、有公信力的组织帮助他们分配水资源，并修建一些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些项目以个人之力是无法完成的。

　　农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与人口的暴增，这也为人类的下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随着人口的增长，水资源被一点一点地消耗。原有的耕地不能满足新生的嘴巴们，于是人们必须进一步开垦荒地。这些举动带来了一系列后果：越来越多的耕地无法直接接触到河流湖泊等水源供给地，修建水利工程的紧迫程度也随之水涨船高。

　　人们对水利工程的渴求会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而伊朗的自然气候决定了在这片土地上，谁掌握了水的分配，谁就掌握了农耕社会的权力。渐渐地，统治了伊朗数千年的“东方式”专制政体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降临在这片叫做波斯的土地上。

　　● 萨珊时期在胡齐斯坦建立的舒什塔尔水利系统（图源：stringfixer.com）

　　自萨珊帝国时期起，伊朗政府便开始依托“水资源供给系统”（Water System）滋养的农业经济。为了保证分配的公平与增加修建的效率，政府开始采取行政措施，雇佣行政官员来专职进行水资源管理。社会在在这个角度上被分成了两个阶层：“水源管理阶层”与“劳动阶层”。

　　除了增加税收收入以外，政府还希望通过水资源加强自己对领土的统治。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他们通过政治、宗教、民族等因素在国土上划分出一个一个的“水-社边界”。通过调配被边界隔开的各区域的水资源，伊朗的统治者表明了这些地区对于中央的重要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坎儿井式（qanat）的农业。这种灌溉模式，不利于大规模集权政府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条：首先，坎儿井窄而长，修建成本并不像大型水利工程那样需要很高的人力成本。很多坎儿井都是由受益者自己出资修成的，一般修建事宜在100-1000人内部进行商议；其次，修建坎儿井的地区都是地表径流稀少、蒸发奇多的区域。在这里，土地分布较为稀疏，不易进行统一的管理；最后，坎儿井提供的水量很有限，且随降水的季节变化很大，并不适合进行常年职业化的管理。

　　然而，对水资源的管理和政治衰败也有着一定的关系。随着土地的进一步开垦，人们需要更多的水利系统。统治者在建立系统后，也必须雇佣相应的官员来进行行政管理。由此，政府必须加大税收来平衡修建水利和雇佣文职人员的支出。然而，当这股压力被转化到劳动者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必须从土壤中压榨更多的粮食以应对更加苛刻的税收。这种对土地的压力会导致土地的盐碱化（过度灌溉）或土壤降级（过度种植），这将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为此人们必须进一步开垦荒地，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为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统治者必须发动战争，以期从邻近的领土上取得粮食和土地。这可能是政治衰败的开始。此外，过于冗余的官僚体系也会使得官员趁机找百姓索取贿赂。而农民为避免进一步剥削只得交钱寻租。官僚体系在领土内部也腐蚀着国家的经济根基。

　　水不仅对地域有着政治整合的作用，还会促进区域内以及跨领土（Trans-Territory）的合作，加强社会对恶劣环境的抵抗力。

　　在区域内，人们引入了“灌溉周期”（Irrigation Cycle）这样一个概念。对于生活在某一个社区中的人，他们的两次灌溉必须相隔一段固定的时间，长度通常在6-21天之间，以便他人使用水源。这种契约式的合作不仅解决了灌溉上的水源分配问题，还使得社区内部在其他方面开展了合作。

　　例如，曾经在亚兹德省的哈尔纳克（Kharanaq）地区，居民在那里修了一座墙，将居民区围起来，并在其中修建了11座瞭望塔，用于防止居民区受到盗窃行为的困扰。这个防盗系统没有专职人员，是由农民们轮流把守。而岗哨轮换的周期恰好与他们11天一周期的灌溉周期相匹配。可以说，灌溉促进了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合作。

　　随着水量的波动，人们也必须改变他们的“灌溉周期”。水少的年份，人们必须齐心协力以降低其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人不遵守规定，那么秩序也将被摧毁。因此，人们会竭尽全力缓和与他人的矛盾米乐。一些富人甚至会拿钱出来缓和贫富差距，以改善人们之间的关系，维持正常的灌溉水源供给米乐。

　　针对跨领域方面，作者主要使用了坎儿井上下游协作的例子来说明，水资源是如何成为跨区域的“粘合剂”的：为何在没有强权监视的情况下，上下游之间却没有出现“囚徒困境”？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共同利益。

　　坎儿井的形状：绵延数十公里。这使得任何一个区域的人都难以单独承担坎儿井的日常维护，必须所有人合作进行。并且坎儿井的蓄水层主要集中在上游，上游的很大一片地都需要被用来蓄水（aquifer recharge），下游缺水但却土地肥沃，优势互不相同。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人文因素也促进了这些合作。然而令作者担心的是，当下上下游的关系就像一根千疮百孔的麻绳，其中许多细线已经被截断。一些原来的如水磨等维持合作的人文因素已经不复存在。

　　作者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干旱泵（Drought Pump）。几个世纪以来，伊朗中部高原地区间歇性发生旱灾，而这对于伊朗社会、文化的动态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地聚落社群以三种不同的策略应对气候变化——这主要取决于缺水程度。

　　在气候潮湿时期，当地居民扩大耕地种植多种作物，休耕的土地较少。当旱季来临，则正好相反，耕地面积被缩小，更多的土地进入休耕。农民大多采取需水量较低的种植模式，并修缮、更改分水系统。环境压力增大，他们便专注于工业，以作为“变化无常”的农业经济的补充。

　　在上述两个阶段中，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混合经济在农业、地方工业、商业贸易之间通过转换以取得平衡，保持收入与生活水平的相对稳定。然而，当干旱程度高出警戒线，第三个阶段就会出现——其他产业无法再抵消旱灾带来的负面影响。部分人口开始“溢出”，往更宜居的地区迁移，并在这一迁徙过程中传播自己在恶劣环境中被锻炼出的技能。

　　干旱过后，人口逐渐回归农业，食物产量增加，人口因此再次增长。但随即干旱再次来临……循环在继续，作者将之称为“干旱泵（Drought Pump）”，于第五章中探讨、分析了它的环境与文化机制。

　　本章考察了伊朗的一些传统仪式和习俗，作者指出了伊朗人关于水资源及其变化的“集体无意识”，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作者描述了一些伊朗祈雨仪式，称之为“无形的水文化（intangible water culture）”。在作者看来，各类仪式一方面表达了当地人的宇宙观，另一方面则鲜明地折射出伊朗人与水的紧密联系。此外，求雨仪式分为四类：蔑视挑衅（defiance）、恳求（supplication）、舒缓绥靖（appeasement）和联合行动（combined actions）。背后的理念似乎存在一位超自然的神秘大师，掌握着雨的力量。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宗教理念缠绕其中，使之更加复杂。

　　此外，作者考察了“坎儿井（从山上引水至平原的暗渠）婚姻（qanat marriage）”及其社会经济功能。在伊朗中部的一些地区，当地人过去常常为坎儿井举办婚礼。在一些地区，村民们要求村里的一位寡妇成为“坎儿井的妻子”，住在靠近坎儿井出口的房子里。村民们像对待真正的新娘一样对待她，所有的习俗都和真正的人类婚礼一样。作者探究了为什么坎儿井被认为是男性，且能够与人类通婚，以及为什么当地人认真沿袭了这一古俗。